1972年9月下旬的北京中南海，毛泽东在书房接见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谈结束时，毛并未赠予常见的礼物，而是将一本朱熹注的《楚辞集注》递给田中——这份看似不合时宜的礼物，正好揭示了那次会谈背后关于文字与历史责任的较量。

田中9月25日抵京后，中方的接待安排格外讲究，周恩来接待时备有日本常见的味噌，欢迎宴上甚至演奏了日本民间曲调。这些安排并非仅为礼节：在战争记忆与长期政治对立之下，中国既要表明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又要向主张和平的日本社会力量释放善意，民间交流因此被视为推动邦交正常化的重要通道。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就把民间往来作为突破口。尽管1951年旧金山和约使中日官方关系长期处于隔离状态，中国仍表示愿意与日本人民和平相处。1952年起，日本部分经贸界人士突破政府限制与中方接触，促成了最早的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此后尽管贸易往来时断时续，但未曾完全中断，为后来关系改善保持了可能性。

同时也存在阻力。岸信介执政时期，日本在政治上紧随美国、在经济上又希望同中国保持联系，形成所谓“政经分离”的局面，导致两国经贸与民间交往一度降温。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灵活但有原则的做法：支持日方友好力量，同时防止贸易被政治化或被日本政府利用来牵制中国。日本国内也并非只有一声调：石桥湛山、松村谦三、浅沼稻次郎等人以不同方式主张改善对华关系，浅沼甚至因抨击日方亲美立场而遭右翼袭击，这些事件让北京看到日本社会的多元声音。

真正促成形势变化的是1971年美中关系松动——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美国对华政策出现调整，日本政界随之感到不能再被动跟随。田中在1972年7月出任首相后，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列为外交要务，派遣佐佐木更三、以及公明党领袖竹入义胜等人来华商谈，逐步消化分歧。

谈判中一个关键争议集中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位的表述上。中方要求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而日方此前使用的“正统政府”等词汇在中文语境中分量不足。周恩来并未停留在字面较劲，而是解释了“正统”与“合法”在历史与政治语义上的差异，竹入回国后将此意见转达给田中，促成了日本在正式文件上采纳更明确的措辞。

9月27日晚的会见气氛较为轻松，毛在谈到之前的争议时以幽默化解僵局，双方表示通过争论已把分歧逐步解决。宴会上，田中在致辞中提到日本过去给中国带来的“迷惑”并表示反省，这个词引发了新的敏感点：在日语里该词能包含道歉和反省的意味，但汉语中的“迷惑”更多指困惑、使人糊涂，用在这里显得轻描淡写，无法承载日军给中国造成的沉重伤害。

这场争议表面上像是翻译问题，实质则关系到历史责任与表态诚意。田中解释了日语原意并表示愿意按中方能接受的方式修改措辞。为帮助对方理解汉语语境中的分寸，毛在会谈结束时选中了那本《楚辞集注》赠予田中——书中《九歌》等篇章涉及“迷惑”等词的古义，毛借此把现代外交争执放回共同的古代文化语境中。据回忆，田中回国后对这本书很感兴趣，甚至连夜翻阅。

最终，9月29日上午，《中日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日本方面表示充分理解并尊重这一点，同时对过去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严重损害表示反省。由味噌与民歌到“迷惑”一词再到那本古书，1972年的这次会晤显示出高层外交不仅关乎文件签署，更深藏在语言、文化与细节的斟酌之中；每一个用词背后，都承载着历史记忆与政治选择的权衡。